• 习近平在福建(十二):“习近平同志有好的素质,又有好的群众基础”
    采访对象:林开钦,1934年7月生,福建上杭人。1982年8月任龙岩地委副书记,1983年1月任龙岩地委书记,1987年10月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其间兼任省政法委书记,1992年4月任省委副书记,兼任省政法委书记、省直党工委书记,1996年3月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98年3月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采访日期:2019年8月24日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采访组:      林开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1988年从厦门调到宁德,那时你们工作上的接触比较多。请您回顾一下他到宁德的过程,以及他的工作特点。林开钦:      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厦门干得很好,他主管的各项工作成绩都很突出。之所以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主要是当时宁德急着要人。宁德当时的发展在全省比较滞后,急需习近平同志这样年轻又能干的领导带着大家“冲一冲”,为宁德的发展打开一个比较好的局面。省委经过深思熟虑作出这个决定,而习近平同志对抓好宁德的各项工作也非常有信心。      我当时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去宁德报到后不久,我因为挂点宁德的一个县,专程去作调研。我到地委去看习近平同志,两个人就聊了起来。我说,宁德的干部群众非常欢迎你来,你之前在厦门特区工作,抓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很有成效,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宁德这个地方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干部。习近平同志对我说,组织上决定叫我来宁德,我就要把宁德的工作做好。随后我们又谈起了宁德的现状。我说,宁德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穷的,困难也比较多,从全省来讲,宁德在9个地市当中是排名最后的,贫困面比较大,各方面条件也比较差。但宁德是革命老区,这边的干部群众都很好,也很勤劳,你来肯定能够把这里搞好的。习近平同志很有信心。他说,我来之前对困难是有思想准备的,来了以后作了一些调研,对宁德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办法总比困难多。接下来,习近平同志谈了他的一些具体工作思路。我当时听了,觉得这个年轻人站位很高,思路非常清晰,很有思想,目标既远大又切合实际。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那次调研,习近平同志和我一起深入基层,我们对宁德又加深了认识。宁德的贫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再就是宁德在解放前后都在无私地作贡献,把很多优质资源贡献给了邻近地区、贡献给了国家。宁德是革命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起来闹革命,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革命力量又得到发展、锻炼,组建了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宁德宣誓北上抗日,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宁德继续作贡献。全省最大的一个水电站——古田溪水电站就在宁德,有20多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建成后主要是保证省会福州和三明、南平等地的民用电和工业用电。而宁德只能自己搞一些小水电站,小水电站的持续供电能力比较差,下雨有水,不下雨就水很少,天旱就停掉了,因此宁德的用电就没有保障,没办法上工业项目。另外,宁德的交通非常闭塞,路网覆盖面不够,很多地方甚至人迹罕至,有的村子多少年都与外界缺乏交流。宁德的自然条件很好,有福建省最长的海岸线,可以建码头的地方很多,但这个优势也没有用到自身发展上,主要是建设了军港。由于各方面制约因素比较多,再加上改革开放意识不够,导致宁德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福建9个地市中倒数第一,贫困面比较大。      当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招商小故事,说是宁德一个县招商,县里与客商约好要人家晚上去县里,这样就看不见飞鸾岭大山的艰险和状况极差的公路。到地方之后,县里宴请客商,在客商似醉非醉时签了协议。后来,客商返回时看清了山路的“真面目”,协议就吹了。      习近平同志面对重重困难,毫无怨言。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推进宁德的改革开放,真抓实干,多方联络筹措,努力帮助宁德上工业企业,让宁德“抱几个金娃娃”。他与宁德干部群众心连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搞好决策,经验一点一滴积累,困难一个一个克服,确立了“滴水穿石”精神,着力让宁德“弱鸟先飞”。后来,习近平同志把在宁德的工作文稿整理出了一本书《摆脱贫困》,创造了摆脱贫困的典型经验,并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项南同志为《摆脱贫困》一书写了序。有一次,我到项南同志家里去看他,项南同志表达了对习近平同志由衷的肯定。他说,习近平同志很实在,深入基层,带领干部扎扎实实地干,干得很好,帮我还了当省委书记时欠宁德的一笔“扶贫账”。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中央和省里的关心下,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关怀和支持下,宁德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电力方面,宁德有福建大电网覆盖,而且还建起了核电厂,能满足供应。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汽车,还有跨省铁路,通了动车,引进了先进的新能源汽车和不锈钢大工厂等项目。现在,宁德的干部群众都感谢习近平同志当初打下的坚实基础。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1990年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当时省委作出这个决定是怎么考虑的?他在福建期间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林开钦: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干得很好,省委一直对他非常关注,随时准备把他调到更重要、更艰巨的岗位上去历练。1990年,福州市委书记出缺,省委讨论的人选目标就包括习近平同志。      福州市人口多,当时全省3000多万人口,福州就占了500万。而且,省会城市是全省的龙头,一般都会配备省委常委或副书记兼任市委书记。当时的状况是,我们省委的领导同志普遍年纪大了,省委认为习近平同志不仅具备当市委书记的素质,而且又有年轻的优势,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也可以为省委省政府培养后备人才。后来,省委报请中组部批准同意,决定把习近平同志从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后,果然不负众望。他工作有远见、有魄力、有方法、讲大局。我举一个例子。1993年至1995年,我分管4000公里的公路改造升级,福州市路线长、任务重。规划福州至罗源段改造成12米宽的二级路任务下达后,习近平同志通过调查听取意见后改为32米宽的一级路。这样一来,耗资要增加很多,增加了筹集资金的压力。为了把工作做好,习近平同志自加压力。他当时也和我聊过这件事。他说,12米宽的二级路在筹措资金上压力虽然没有这么大,但面对未来的高速发展,恐怕很快就会不堪重负了,到时再扩建,恐怕会造成更大浪费,不如一步到位,路宽了,畅通了,也有利于客商来投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是深受交通闭塞阻碍发展之苦的,所以他对交通路网的重要性体会得特别深。      这个决定实施后,福州至厦门、漳州一级公路连接成一线,车辆通过量大不一样,乘客也感到舒适很多。而且这条路直接接到宁德的路网,也有效支持了宁德的发展。采访组:      后来,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省长,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林开钦: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进省级领导班子,经历了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的历程,每次都经过推荐、考核、民主选举,由于素质好,工作表现突出,公认为优秀,所以都顺利到位,水到渠成。一批老同志积极推荐他,在酝酿过程中,原省人大主任程序推荐说:“习近平对老区人民有感情,当过农村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厦门特区的领导、贫困老区宁德地委书记、省会城市福州的书记,经验丰富,适合挑重担。”      后来,省政府换届酝酿省长候选人时,原政协主席伍洪祥推荐说,习近平同志对老区感情深厚、工作扎实、为人正派,同意推荐为省长。原省顾委主任胡宏,在职时曾分管过对台工作,退出领导岗位后又做对台社团工作,在推荐省长时说:“习近平同志很重视对台工作,福建是对台工作的前沿,就对台工作来说,省长需要习近平同志来当。”还有老红军、开国将军、时任省人大副主任王直推荐说:“近平同志为人谦虚,尊重同志,能搞好团结,重视军队工作,完全同意推荐习近平同志当省长。”那段时间,这几位老同志一见到我就说,省长一定要选好,一定要选有思想的、实干的、群众基础好的、对老区有感情的——我们看习近平同志就很合适!      习近平同志有好的素质,又有好的群众基础,2000年1月在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顺利当选为省长。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建设与发展,请您讲讲他在福建生态建设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林开钦: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生态建设方面做的事情很多,我就举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这一件事。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时,我向他汇报,在历届党委和政府努力下,长汀治理水土流失的工作有成效,但省里支持煤补资金到期了,如果煤补资金断掉,对无煤又缺钱的老区贫困县长汀来说困难很大。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通过调查,他不仅批准延续,还扩大了乡镇煤补覆盖面,解决了群众煮饭燃料之需,制止了“一边植树一边乱砍滥伐”问题,使治理水土流失的成效不断扩大,干部群众十分高兴。      习近平同志还到长汀河田镇参加治理水土流失植树活动,他在劳动中不断鼓励干部群众总结经验,树立治好水土流失的信心。河田等镇大片大片的山是光秃秃的,今天变成了森林山、花果山,使贫困农民脱了贫,走上了致富路。这是习近平同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同志在长汀调研期间,还亲自劳动、种树。后来我又去看了几次,他种的那棵树一直长得不错。采访组:      您曾是福建省委领导,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党史和客家文化的资深学者。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主持政府工作期间,如何发挥客家文化优势,促进客家恳亲交流,推进港、澳、台、侨工作?林开钦:      闽西是革命老区,又是闻名海内外的千年客家祖地。闽粤赣边地是客家源流决定的客家祖籍地。这是中国民族史、战争史、移民史的产物,自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乱,三大战祸造成中原大批汉人南迁。南迁时,汉族分流成多个民系,如湘赣民系、江浙民系、广府民系、福老民系、客家民系等,客家民系是其中的一支。闽粤赣边形成和发展了客家民系,也是客家人开发和发展了闽粤赣边。后来客家民系又播迁海内外,国内有20多个省区有客家聚居区,海外以东南亚居多,欧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也都有客家群体,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亿客家人,他们是唯一不用地方命名的民系,叫客家民系,讲客家话。      全球最大的客家社团活动是世界客属恳亲大会,2000年在闽西举办了世界第16届客属恳亲大会,与会者3000多人,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台湾有客家人近600万,从政者很多。台湾国民党原主席吴伯雄,以客属总会会长名义,带领台湾12个社团、300多人参加2000年的那次大会。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寻根忆祖、探亲访友,有力促进了闽台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个大会,对闽西革命老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闽西客家人广泛播迁海外,闽西各县多是侨乡。来自海外的众多客属侨胞,回到闽西祖籍地,格外亲切。      习近平同志当时任省长,很重视客属恳亲大会,视之为闽西发展的一大举措,会前把我找去研究了很多事情。在会上,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欢迎客家乡亲,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对客家作了很好的评释。他说:“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希望广大客属乡亲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福建的发展,加强与福建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互相促进,携手迈向新世纪。”听到这样的话,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习近平同志这两句诗一般的话,很快传遍了全国,传遍了世界各地,这两句话似乎成了客家的广告词。      大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和台湾国民党原主席吴伯雄等进行了亲切交谈。他说,回顾2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刻感到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海外乡亲和台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广大客属同胞心系故乡,为支持家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吴伯雄说,同宗同族同心声,隔山隔水难隔情,海峡两岸人民有着相同的文化血缘,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的关系是任何力量不可割断的。      闽西客家优势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下蓬勃发展。后来,为了保护客家生态文化,福建建了好几个客家博物馆(园),很好地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物说话,把历史告诉人们”的指示精神,很好地弘扬了客家文化。2017年,参观博物馆的人数达到170万人,包含中小学师生、省内外客家研究学者、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国朋友。      这些客家博物馆成了对台工作平台,以历史事实证明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台湾人民的祖先是大陆迁去的,其中80%祖籍是福建。经中央台办批准,永定客家博物馆、武平客家博物馆、宁化客家博物园成为对台两岸交流基地,上杭客家博物馆成为两岸族谱教学基地,连城客家博物馆成为两岸客家民俗交流基地。宁化客家公祠的国际客家石壁祭祖大典、长汀世界公祭客家母亲河大典,这两个大型的国际活动越办越好,有力宣传了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根在中原,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以上活动,对闽西招商引资有很大的促进。通过上述活动,团结台湾民众反对“文化台独”、反对鼓吹“去中国化”,以及反对“两国论”,反对“客家非汉说”,反对否定历史的“文化认同论”,以铁的历史事实,对各种歪理邪说给予了有力还击和遏制。采访组:      作为党史学者,请您谈谈闽西革命老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习近平同志对闽西老区人民的关怀。林开钦:      回望源头,吸取智慧营养;面向未来,思考使命担当,这是习近平同志对老区和老区人民深厚感情的缘由。闽西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有“二十年红旗不倒”的美誉。通过三年游击战争的锻炼和发展,闽西组建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龙岩宣誓北上抗日。闽西人口占全省的15%左右,有2.3万多名在册烈士,占全省烈士一半以上;有83名开国将军,占全省开国将军的80%;有众多的革命基点村,闽西有很多“五老”人员(即老游击队员、老地下党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      习近平同志始终坚守初心,不忘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1999年春节前夕,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风尘仆仆来到上杭县才溪乡,慰问老红军林攀阶等“五老”人员,参观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瞻仰了光荣亭,与“五老”人员亲切交谈,关照他们的生活和身体。他还鼓励当地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发扬苏区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老区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      2014年10月30日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意义非凡,标志着在古田会议光芒照耀下,我党我军继续前进。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排了座谈会,看望闽西地区老红军谢毕真等“五老”代表,忆往昔,话传统,拉家常,送温暖,十分亲切。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我们要永远铭记老区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永远不忘老区,永远不忘老区人民。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上杭这块红色土地上,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探索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越战越强的历史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一起重温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引领开创了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激励下,福建省委省政府加强老区建设步伐,龙岩市委在古田办起了干部学院,一批又一批来自省内乃至全国的学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受到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熏陶。这也带动了上杭、长汀、连城、新罗等县(区)革命旧址和红色景点的建设开放。我们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闽西革命老区是党的初心使命的最好体验地。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13日第3版
  • 习近平在福建(十一):“近平同志是统战工作的典范”
    采访对象:汪毅夫,1950年3月生,台湾台南人。1987年11月起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代台湾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4月至2012年9月任台盟福建省委主委。1998年1月至200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6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200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长。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采访日期:2019年6月20日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采访组:汪毅夫先生,您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是台盟成员,习近平同志是中共福建省委常委,请您谈谈你们是如何相识的?汪毅夫:我们相识是1994年。当时近平同志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我是福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所在党派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那时候中共福建省委有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就是每个常委要交几名党外朋友,以促进统战工作。根据安排,近平同志同我建立了联系。我接到通知,去和他见面。在我的预想中,同市委书记谈话应该是很严肃的。但见面之后,我深切感受到近平同志热情亲切、平和沉稳、真诚中肯,没有套话、空话,更没有官腔。我们第一次聊天就很愉快,很融洽,我觉得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初次见面,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我们果真成了朋友。他不仅告诉我他办公室的电话,也告诉我他家的电话,跟我说,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其后,我虽然从未给他打过电话,但和他接触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经常联系,时或有相谈甚欢的机会。在我的记忆里,近平同志找我谈话是没有预设话题的,单纯作为朋友聊聊各自的读书心得,谈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谈到《大藏经》,近平同志对《大藏经》及其涉及的多学科内容都很熟悉,这令我大为叹服。我们的话题涉及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社会心理学等,他的见解给了我启发。当然,他也曾询问我学术上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往往是肤浅的。于今思之,颇感羞愧,又颇感动于他虚心倾听的宽容。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把近平同志视为一位志趣相投的“学友”,学术上的朋友。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末,你们开始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工作当中有没有碰撞出什么“火花”?汪毅夫:1998年,我任福建省副省长。1999年8月起,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代省长、省长。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后,我是他的助手。有时候,我们对工作有一些不同理解,因为熟知他的民主作风,所以经常直言不讳,表明意见。我性子比较直,有时候表达意见的方式比较冲,经常会直接说“这不对”“这件事不应该这么处理”等等,甚至有一些话可能让旁人听来觉得刺耳。我发表意见建议的时候,近平同志从没有表现出不耐烦,总是耐心地听,有时还记在他的小本子上。有一次,近平同志对我说:“毅夫,你敢于直言,耿直率真,这是你的特点也是你的优点。应该说,现在这样的特点和优点是稀缺的,很好!”我说:“我对您讲话才这样。在别人面前,我当然也会想一想,要么不讲话、要么讲真话,不讲话的时候多一些。”讲到这里,我们都笑了。近平同志也很明确地对我说:“毅夫,你有意见和建议一定要提,你的意见我会很尊重,但我不会都采纳,因为很多事情的处理我要通盘考虑。”我说:“提出意见和建议是职责所在,仅供您参考,我不固执己见。”回想起来,近平同志曾采纳了我的部分意见,也曾采纳我意见中的部分内容。我是一名党外干部,但近平同志对我是信任的,鼓励我把握好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他经常嘱咐我说,宗教无小事,对台无小事,涉外无小事。统战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很重要。近平同志善于团结党外干部、知识分子,是统战工作的典范。我曾对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您对党外干部、知识分子的尊重是由衷的,我们都感受到了,都非常认可。”近平同志听了以后说,共产党人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当然要真诚。他说他从小就看到自己父亲习仲勋同志对党外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十分尊重、关心,真心实意和他们交往相处,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无论什么党派,大家共同的目标都是中国的强大与发展,都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在这个目标上,是没有党派之分的。近平同志的这番话让我既感动又很受教育,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作为党外干部,担任副省长,分管省政府一些工作,同时我又是学者。我知道,这两个角色不可混淆。作为省政府分管领导,我发表涉及宗教、两岸关系的讲话前,会主动把讲稿给近平同志过目,如果有不妥之处,请他让工作人员及时告诉我。近平同志多次对我的讲话稿提出过意见,他的意见大多是肯定和鼓励,让我非常感动。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对加强宗教管理工作提出过一些意见,请您举个例子讲讲。汪毅夫:那我就讲讲对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吧。由于历史原因,福建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和信民比较多,长期以来缺乏管理,甚至没有一个特定的部门去管。民间信仰覆盖面又很广,在缺乏管理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严重问题。近平同志召集我们研究如何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当时福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至少有10万个。有人说,要把这些活动场所全都管起来,得派10万大军。近平同志讲,场所是固定的,但人员却不是,我们还是先不要刻舟求剑,应该先以管理民间信仰的活动为切入点,先把涉台、涉侨、涉外的民间信仰活动管起来,把新建、扩建、重建祠庙的活动管住。近平同志的指示,牵住了“牛鼻子”,让我们茅塞顿开。这样,在2000年省级党政机构改革中,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的定岗、定编,以及开展相关管理工作,都有了可操作性。后来,他关于民间信仰管理的思路,在工作实践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采访组: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期间下乡调研的事例吧。汪毅夫:1998年,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我是副省长,分管民族工作。他有一次到闽东调研,经省政府同意,带着我一起去。在闽东调研期间,近平同志主要考察当时“村村通工程”的公路、电力、管网等方面的建设情况,“造福工程”的进展情况,同时也要面对和解决很多很具体的问题。比如,有的村民聚居点远在村外,规模只有一两户,但位置又很偏远,电力和公路要铺设过去成本非常高,请他们搬迁下来则更为妥当,有利于他们的生活和发展。还有茶叶生产和加工的情况,也是他考察的范围。我们在一位农民家里看烘焙茶叶的过程,农民戴一个大草帽,我们也各戴一个大草帽。近平同志一边看农民给我们演示生产过程,一边认真细致地问他生产生活上的各种问题。近平同志还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去看,跟当地农民座谈,具体了解他们是什么时候从山上搬下来的,地方政府做了哪些工作,目前还面临什么困难,有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等等。近平同志沿途还重点考察了闽东一些地区因石材加工造成的水源污染问题,现场召开办公会,提出治理污染的具体举措,要求当地干部限期整改、定期汇报,省委按程序进行督查,以便有效推进污染治理工作进展。这次调研,原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也和我们同行。吕书记年纪大了,近平同志一路上对他非常关心照顾。在调研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省委有重要事务,通知近平同志回去开书记办公会,他马上准备返回,并安排了接下来的调研行程:第一,接下来的调研由汪毅夫副省长带队,所有工作人员要听从汪副省长的指挥。第二,汪副省长和各位同志都要尊重和照顾老同志。于是,近平同志中途赶回福州,我继续带队调研,按照他的方法一项一项地进行调研工作,把闽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了解得透彻清楚,对各项重要问题进行了采集、汇总。我深切感觉到,按照近平同志的方法开展调研,确实工作量很大,非常辛苦,但工作做得很扎实,调研效果也非常好。 采访组:请您讲几件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具体事项。汪毅夫:我先讲一个近平同志推动两岸交往的具体事例。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一直践行和推动“两门对开,两马先行”(即厦门和金门、马尾和马祖)的两岸交往,在这个思路之下又有很多增进两岸交往的具体举措。2002年上半年,马祖连月不雨,居民的生产生活遇到严重困难。马祖方面主动提出由大陆给他们供应淡水。近平同志决定召开省政府会议,专题研究向马祖供水的具体方案,切实推动这项工作,并委派我具体实施。2002年5月4日,在福州马尾货运码头,5条输水管连接“金航二号”送水船后,注水阀门开启,约5小时后满载着2300吨自来水和福建人民深情厚谊的送水船抵达马祖,让台湾同胞喝上了来自祖国大陆的甘泉。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主持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的政府专题会议并作出重要决策。那次专题会议上,大家就决定申报本身是没有异议的,但在具体细节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歧。福建土楼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客家土楼,一个是闽南土楼。客家人认为,客家土楼是客家文化的象征,是客家人创造的;闽南人另有看法,闽南地区也有土楼,并且已经有闽南土楼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闽南土楼不是客家土楼。主管申报工作的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专家则认为,无论以客家土楼还是以闽南土楼为主体进行申报,文化上的意义都较为狭隘,是难以申报成功的。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以后千百年的“署名权”问题,各方争吵不休,谁都不愿意作出妥协。近平同志说:“毅夫,你说说看。”我说:“客家民系、闽南民系,都创造了土楼,在文化上起了一个‘1+1>2’的作用。我们不能单独以客家土楼申报,也不应该单独以闽南土楼去申报,应该以福建土楼去申报。具体听谁的?我们必须顾全大局。第一,‘申遗’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听专家的。第二,发扬民主,必须听大家的,不能光听任何一方的。第三,‘申遗’是国家行为,必须听国家的。”近平同志在听取了我和大家的意见后,当机立断,当场就作出了决策,以福建土楼的名义去申报。同时,他还指示我,要继续做好说明和说服的工作。2008年,我到北京台盟中央工作了。2008年11月,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成功。那时,近平同志已在中央工作,我就通过他的秘书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采访组:您到北京工作以后,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汪毅夫: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到近平同志办公室同他见过几次面。有时候他找我谈话,我向他汇报一些对台工作方面的情况。第一次去的时候,由于约定的时间接近饭点,我还以为他会留我吃饭,结果谈得很迟了还是让我回家吃饭。秘书同志笑着告诉我,首长还得工作,还没顾得上吃饭。另有一次,因为我们谈话的时间比较长,秘书进来催促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近平同志无奈地说,毅夫,我很喜欢跟你聊,也必须跟你聊,但只能留待下次了。现在,我已经光荣退休。但我相信,真诚的情感和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是有近30年交情的老朋友,但交往从无一语亦无一事及于私。能够成为近平同志的一位党外朋友,吾生幸甚!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10日第3版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处理
  • 习近平在福建(十):“习近平同志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班长和领路人”(下)
    习近平在福建(十)采访对象:金能筹,1941年10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1984年3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间先后兼任市委秘书长、市纪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93年2月任福州市市长。1995年5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2010年5月退休。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7月10日再访,2020年1月7日核访采访地点:福州市金能筹家中,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制定实施战略规划的情况。  金能筹:1990年以前,福州市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竞争力和其他省市存在一定差距。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以后,高瞻远瞩,以科学的眼光,集思广益谋划福州的发展。他亲自牵头,开展福州发展战略研究,制定《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强调调研是工作思路的源泉,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当时,全市组织了1600多名干部,围绕581个课题,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北上南下到国内许多先进地区考察取经,形成367篇调研报告。之后又邀请各个领域10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论证,组织市直机关、县市区领导、市直大中型企业领导和基层的同志,开了几十场征求意见座谈会,还通过晚报发动了3万多名市民参与问卷调查。这个“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的过程历时半年,《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十易其稿,经市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为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所以称作“3820”工程。这个战略构想符合福州的实际情况,促进福州由滨江型城市向滨海型城市跨越,由河口港向海滨港发展,工业经济也加快向江阴、罗源湾两个港区南北两翼集聚。现在回过头来看,“3820”工程的战略目标已经如期实现,而且与实际发展完全吻合。  这个战略构想形成以后,“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等战略构想随之应运而生。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习近平同志开始构思“海上福州”发展战略。“海洋”这个关键词在实施“3820”工程、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实践中,早早被提上议事日程。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在平潭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当年6月12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发起向海洋进军。《意见》明确提出:“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思路和方案清晰了,全市上下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比学赶超、力争上游,很快沿着这个思路和方案发展起来了。在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福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6年中,福州经济年均增速都在20%以上,经济总量从全国省会城市第12位跃升到第9位,财政收入翻了两番,福州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成为东南地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这个时期的工作,奠定了福州20年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习近平同志在福州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已经成为福州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引领福州人民不懈奋斗和追梦的源源不绝的动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很开阔的国际视野。请您讲讲他在任期间的“鼓岭故事”,还有他推动福州与美国塔科马市结成友好城市的经过。  金能筹:鼓岭的故事,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1992年春天,习近平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啊!鼓岭》,说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伊丽莎白,对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充满眷恋和向往的故事。伊丽莎白的丈夫弥尔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的物理学教授,1901年随父母来到中国福州,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1911年,加德纳全家回到美国,此后几十年里,加德纳一直想回到中国看看,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去世前也未能如愿。后来,伊丽莎白在中国留学生帮助下,了解到丈夫心心念念的“鼓岭”就在福州市,渴望替丈夫圆梦。习近平同志读完这篇文章,放下报纸后就通过对外友协邀请加德纳夫人来榕城访问。她来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亲自接见她,还送给她一个工艺品花瓶作为礼物,并授予她“福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这一举动,令这位美国平民老人非常惊喜、非常感动。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还直接推动了福州与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结成“姐妹城市”。这件事情的缘起,要从1993年10月在福州市举办的北美建筑博览会说起。时任塔科马世界贸易中心执行董事的考妮·培根向我转交了他们的市长写给福州市的一封信,信中希望能与福州结成友好城市。习近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于当年11月3日,率团访问塔科马市,并与市长魏可人亲切会谈,探讨建立友好城市的可行性。访问期间,习近平同志考察了这座城市的城市规划、文化、教育领域的具体情况。之后,在他亲自推动下,友好城市的缔结进展非常迅速。  1994年11月,培根女士作为塔科马市长魏可人的全权代表访问福州,当天就签订了友好城市协议。那天,我代表市政府签字,习近平同志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作为见证人出席签字仪式。从此以后,两座城市在教育、文化和体育运动等领域展开了密切交流。可以说,福州与塔科马两市的友好合作,是习近平同志一手推动并完成的。  那个时期,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习近平同志通过这些工作,增进了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省委工作后,分管统战工作,您当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请您具体谈谈当时统战工作的开展情况。  金能筹:1995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的工作包括统战,我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有幸继续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习近平同志对统战工作非常了解、非常重视。  我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时,前任部长已经调离5年了,统战部原来老的办公楼拆掉了,办公室都是借用的,只有一个副部长主持工作,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影响。而福建省是统战大省,海外闽籍侨胞、台胞多,非公经济人士多,统战工作面宽、线长、任务繁重。  习近平同志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我党统战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同志耳濡目染,对统战工作也非常熟悉、非常重视。在他的领导下,福建统战工作很快摆脱了原来的被动局面,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开展工作之初,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1996年,省委召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统战工作,习近平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会后,省里还下发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与协商的意见》。  这个会开得很好,内容丰富,意义重大,解决了许多问题,而且把统战部门的各项工作重新“激活”了。很多“老统战”反映,习近平同志这么重视统战工作,开这么大规模的统战工作会议,部署得这么全面,在福建的统战工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次会议之后,习近平同志对统战工作持续密切关注。他多次召开座谈会,邀请各界党外人士参加,举办联谊交流活动。在这个基础上,他把很多工作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在福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立了省委领导与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联系交友制度;党外人士通报会、协商会、“双周座谈会”等制度进一步健全;省政府成员会议和有关经济工作专题会议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形成制度;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大外事活动实现突破;省政府部门与民主党派的对口联系进一步加强;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担任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特约监督员形成制度;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习近平同志还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就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考察调研。他还多次亲自召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调研成果汇报,要求认真研究并反馈情况。在他分管统战工作期间,每季度都组织民主党派成员到省内考察调研,每年组织一次到省外学习考察,为他们参政议政创造良好条件。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抓好党外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并亲自指导,统筹考虑。在他主导下,100多名党外人士成为考察对象,其中有一些同志后来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  习近平同志还主持制定了“1996年—2000年全省统一战线干部培训计划”。在他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统战部从基层抓起,加强党外干部培养工作。在1999年福建县级换届中,全省有61个县区选出党外副县区长,占县区总数的71%;一批党外干部也走上了县区政协的领导岗位。此外,他还指导推动党外干部担任政府部门领导职务,省市县政府四分之一以上部门都选配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党外人士实职安排取得巨大突破,从华东地区倒数位置跃居前列。通过这些工作,全省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人才济济、强有力的党外后备干部队伍,为不断发展和壮大福建的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基础。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外港澳台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亲自出面接待来访的重要团体,倡导并亲自参加每年分别在深圳、珠海召开的港澳地区政协委员、省海联会理事座谈会,把工作做到前沿。  习近平同志开展统战工作非常善于创新。前面讲的定期在深圳、珠海召开港澳人士座谈会,把工作做到前沿,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大胆创新。再比如,以前,省里几家统战工作部门隶属于党委和政府的各个方面,相互之间的沟通较少,协调不够,“统一战线不统一”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在省里建立了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省委办公厅牵头,他来主持,定期把几个涉及统战的单位集中在一起,交流协调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在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分管统战工作期间,先后召开了十一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这个举措,在全国开创了先例,为解决“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经验。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在一些同志看来,统战工作很“虚”。实际上,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同样需要发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虚功实做”,扎扎实实,才能出实效、见成果。那几年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领导、精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福建的统战工作展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重大工作部署、起草指导性文件,事先必须有调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和统战部长会议前,起草以省委名义出台的全局性、规范性的指导文件前,习近平同志都要求我们组织力量,深入各地市、部分县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开展调研工作,了解情况找问题,把“功课做足”,使工作部署和下发文件更具针对性、可行性,避免“空对空”。  二是对工作部署、重大文件的贯彻情况必须有检查。省委开过统战工作会议、下发指导性文件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组织统战部机关同志,分头到各市和部分县区、省直部门,了解各地和相关单位贯彻落实会议和文件的情况,推动相关工作,并且将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总向习近平同志和省委作出书面汇报。  三是重大举措出台之后必须有协调督促推进。比如省委统战工作会议对党外干部实职安排工作作出部署后,我们在习近平同志具体指导下,抓准契机,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督促落实。有合适人选的在当地推荐选拔使用,没有的尽量结合挂职工作,从省、市下派。落实党外人士列席有关会议制度,也积极主动地与有关方面协调落实。实现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大外事活动的突破,也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协调促成的。  那几年福建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曾得到中央统战部表扬。这是习近平同志强有力领导、精心指导、谋划全局的结果,是他带领我们真抓实干,把一件件大事、一项项工作扎扎实实地抓起来、锲而不舍地干下去的结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你们还见过面吗?  金能筹: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我们见过两次,都是他来福州视察,接见当年共事的一些老同志时见到的。  第一次是2010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州视察。接见当年共事的一些老同志时,他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能筹,你的身体不错啊,精神还是很好!”我说:“毕竟年龄大了,比不了那时候了,但我的身体还好,没什么毛病。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您了,我很想老书记您啊,我们大家都很想念您。我还要代我爱人向您问好。”他亲切地说:“我也向你爱人问好。”习近平同志还向大家说:“他爱人穿戴得体,做事很有条理。”  大家一起谈话的时候,他又问我:“能筹同志,你在统战部工作了几年?”我说:“整整6年,我都是在您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工作的,那几年心情非常舒畅,工作十分顺利。”  习近平同志还回忆了平潭“7·22”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1990年7月22日,当时有一船的福建人私渡去台湾,台湾方面把人遣送回来的时候,很野蛮地把这些私渡者关在钉死的船舱里面,后来因为缺氧和酷热,里面很多人都闷死了。这件事前期由省里出面处理,在处理过程中,悲痛欲绝的家属意见很大。后来,刚到任福州3个月的习近平同志向省里提出,由福州市接手处理这件事。省里同意后,他立即派我去调查处理,搞好协调安抚赔偿等工作。我每天都以简报方式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他每次都有明确指示,使我们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他提到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习近平同志身为国家领导人,仍然惦记着我这位老部下、老同事、老邻居,依然关心我,肯定我过去的工作,真是不忘旧情,充满人情味啊!  第二次重逢是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到福建来视察,当晚就集体接见了省级部分老同志。我有幸得到了他的接见。那天,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问我:“能筹,你现在搬到什么地方住了?”我说:“我从2010年8月就搬到省机关管理局盖的一栋楼住了。”习总书记对大家说:“我和能筹同志原来住在一栋楼里,我住在401,能筹住在501,我们是邻居。”  当时,我得了胆囊炎,虽已差不多痊愈了,但看上去仍有点消瘦。习总书记关切地问我:“你身体还好吧?”每忆起这个细节,我都非常感动、感恩于老书记的关怀!这次接见,我再次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和蔼可亲,以及他对老同志、老部下的关怀备至,再次领略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度,这也更让我感到无比高兴和欣慰。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经济热点,谈一谈对习近平同志这几年施政的评价及认识。  金能筹:记得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3个多月,党报有刊登习近平总书记“百日新政”的报道,主要记述了在100天内,他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作出的重要抉择和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举国振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奋发图强,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党、我军、我国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外好评如潮。我特别注意到了六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深得各国赞誉并取得明显成效。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倡议已被沿线各国接受。通过实践,有关国家已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效显著,对推动世界经济作用很大。此外,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获得许多国家支持,成员不断增加,为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二是深化改革大有进展。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多次会议,他根据各个专题对深化各项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使得我国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取得巨大成效。尤其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经济逐渐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三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取得突破。这些年,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我国越来越重视环保建设和生态保护,中央多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强调,专门开会对生态保护工作作出部署。我国环境和生态建设成效明显,有目共睹,雾霾治理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出实招,端掉了一些搞腐败的“大人物”,大快人心。同时,也提出很多制度化的措施,提出“八项规定”要求,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是外交成果丰硕。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以来,每年多次出访,辗转国际舞台,与各国友好交往,外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极大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确立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在世界上赢得广泛赞誉和好评,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六是深化军队改革,提高国防实力。一方面打军内“老虎”,加强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另一方面抓改革强军,有条不紊进行大规模军改,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进行多次军事演习,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的形象。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各族干部群众,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有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卓越的领袖引领我们前进,是一种福分,是一种幸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深化改革、务实强国诸多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深得民心,收效显著。水有源,树有根,这是他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人格魅力的体现、延续和提升。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8日第3版
  • 习近平在福建(十):“习近平同志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班长和领路人”(上)
    采访对象:金能筹,1941年10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1984年3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间先后兼任市委秘书长、市纪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93年2月任福州市市长。1995年5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2010年5月退休。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7月10日再访,2020年1月7日核访采访地点:福州市金能筹家中,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采访组:       金能筹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你们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请您谈谈对他的印象。金能筹: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宁德任职的时候,我和他在省里一些会议上经常能够碰到,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我和他没有多少交流,但对他的印象很好。他1990年来福州任市委书记,我当时是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他在福州市工作后期就任省委副书记,我调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是他分管工作之一。所以,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多的时间。      说起来,习近平同志既是我的老领导,也曾经是我的老邻居。他到福州工作以后,住在福州市鼓楼区一个普通小区里,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水泥地、白墙壁,非常简陋,我就住在他的楼上。他当省委副书记以后,还在这里住了一小段时间。所以,我们既是一起战斗的同志,也是和睦相处的邻居。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第一点,习近平同志那时很年轻,高大帅气,有阳刚之气,同时也有中国人儒雅的风范。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的穿戴一直比较朴素。我记得,他经常穿部队的衣服和裤子。他对吃喝一点也不讲究,从来都是能简单就尽量简单。在出行和组织各项活动时,他也是厉行节约,注重实效,从不讲排场。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谦和低调,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不仅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而且富有人格魅力,威信高,凝聚力强,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在福建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和同志们感情都很好,工作上很有耐心,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拍过桌子。即使我们有时候工作没做好,他也是循循善诱,督促大家进步。他讲的话,大家都很容易接受。      第四点,习近平同志思路很敏捷,知识面很广,博古通今,文化素养很高,同时又有很强的敏锐性和洞察力,考虑问题很深远。这与他长期博览群书有很大关系,也与他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工作实践分不开。      第五点,习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工作上非常干练、非常有魄力,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在抓,各种方案的制定他都非常认真,亲力亲为。同时,他也很懂得运筹和谋划。他做工作,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事,而是会像下围棋那样进行全局的统筹考虑,也会像下象棋那样考虑后面几步的效果。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确实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班长和领路人。他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福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在加大扶贫力度、重视舆论宣传、关心干部、关心老同志、贴近群众、关注弱势群体、支持部队工作等各个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工作。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不仅心情愉快,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同志都表示,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的那几年,是自己提高最快、做事情最多的时期。现在,我经常回想起那段岁月,他的一言一行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采访组:       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多的时间,一定有很多难忘的事情,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金能筹:       我们在一起工作,难忘的事情太多了。这段时间我梳理了一下,作了一些回忆,就说23件吧。      第一件事。习近平同志来福州任职的时候,我原定有一个出国考察访问的工作行程,机票都买好了,但为了支持新书记的工作,我就取消了出访。那个时候,发达国家很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难得有一次出国考察访问、长见识开眼界的机会。习近平同志了解到我取消出访的情况以后,一直记在心里面。后来,有一个去澳大利亚考察访问的机会,他就马上跟相关同志联系,为我争取。虽然那次因为工作原因我还是没有去成,但这个事情反映出他对部下十分关心,也反映出他待人真心。      第二件事。1990年,习近平同志刚上任的时候,我当时负责市委的日常工作。他主动找我谈心,态度非常亲切,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能筹同志,你跟我在一起工作,不用对我设防。”我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越来越了解他,发现他这个人非常坦诚,为人诚恳,也很善于团结干部。我有什么问题就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指示,也会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我们之间无论工作的接触还是思想的沟通,一直都非常密切,这也促使我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第三件事。1990年9月,习近平同志带领市五套班子部分领导和市委办公厅几位同志到福清调研龙田军用机场转民用问题,中午在那里吃饭,准备饭后返回市里。吃饭时,他对我说:“我来福州,就剩下平潭县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马上说:“我陪您一起去。”于是,我们赴平潭调研。没想到,从平潭回福州时,调研组的一辆中巴车在乌龙江北岸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车上的人大部分都受了伤。当时,我和习近平同志乘另一辆车。面对突发情况,他马上安排处置,把所有伤员都送到了福州市第二医院抢救。其中,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伤势非常严重,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习近平同志还亲自从省里协调专家来会诊和抢救。经过专家诊治,这位同志的伤情得到缓解,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陪着他到医院去看望伤员。受伤的同志和家属都很感动,医生也反映,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关心同志的领导。一般的领导,去看看表示一下就好了,哪里有天天往医院里跑的?前两年,我去这家医院,遇到了当年参与救治的主任医师。这位医师回忆说:“当年市委发生大车祸,习书记亲临指挥抢救,殷切关怀伤员,天天都到医院看望,他真是关心干部啊!那些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第四件事。习近平同志刚来福州时,市里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住房,就暂时先让他住在老干部宿舍里。他毫无怨言,很快就和老干部们熟悉了,并且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有了新宿舍,安排他搬过去,我看他一个人过去住显得有点孤单,就也搬了过去,当时我们经常一起上下班。新宿舍的条件很简陋,水泥地面,没有任何装修。市里提出要给他的宿舍铺上瓷砖,他认为这是浪费公家的钱,没必要,一直不同意。于是我说:“我向习书记学习,也不铺瓷砖。”就这样,我们一直都没有铺瓷砖,保持着“原生态”的水泥地面。      第五件事。习近平同志非常节约,他穿衣吃饭都很朴素、简单,即使是他应有的待遇,也是能省则省。他刚到福州任职时,市委给他配了一部比较旧的国产车。之后不久,市里采购了一部新车,要分配给他坐,他拒绝了,还是用原来那部旧的国产车。再后来,印尼华侨领袖林绍良先生赠送给福州市两部高级进口车,并明确地说:“一部给习书记,一部给金市长。”当时,机关干部向他汇报,他没同意。办公厅后来还是把手续办了,并把车开过来,让他坐。他说:“我不换车,坐原来的车就好。”机关的同志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这车可比国产车舒服多了,您还是坐吧!”他仍然没有同意,还是坚持坐原来的车。我向他学习,自然也不坐新车。最后,习近平同志把这两部新车分配到了马尾开发区,作为外商接待用车。他说,马尾那边外商来得多,他们工作上用得着。      第六件事。我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我在他的楼上住,所以一起上下班的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周日上午都会去办公室梳理本周的工作,准备下一周的工作。每当遇到需要向他汇报的情况,我就会给他打电话。我说:“书记,您有没有空?我到您家里请示一些工作。”每次他都说:“能筹,你来吧!”而且每次我汇报完,他都会有明确的指示和要求。这样,我干起工作心中就更有谱了。习近平同志每次出差或者出访期间,我都会把他不在福州期间的工作情况整理成材料,等他回来以后一一向他汇报。不但有书面汇报,还有口头汇报。他也一直关心我、支持我、培养我。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共事非常愉快,感情非常融洽。      第七件事。我和习近平同志有时同乘一部车上班。有一天,车刚开出小区,在一个拐弯的地方,遇到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家,车后面驮着一捆柴火。当时车并没有碰到他,但是老人家因为驮了重物,操控不灵活,突然见到汽车,躲闪不及,摔在了地上。当时,车上除了司机以外,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但他们只是坐在车上看着,并没有下去扶人的意思。习近平同志马上让他们下去扶人、扶车。后来,他还跟他们两个说:“虽然没有撞到老人家,但也应该扶人家一把。我们总是讲群众观点,平时也要做到才是。”当时我很感动。我想,他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他长期与群众打交道,说他“关心群众,心系群众”,确实是名副其实。      第八件事。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每年全国两会,各地闽籍代表都会跟我交流,并且向我提出一些关于福州市政建设、管理和交通等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就在北京专门把这些意见和建议收集整理好,回来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每次,他都十分重视,马上召开会议讨论研究,要求认真办理,并要求将办理结果向各位代表反馈。每一条意见和建议落实以后,代表们都很高兴,他们写信、打电话,表达喜悦的心情,称赞习近平同志真正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第九件事。在福州工作期间,我常常陪同习近平同志接待客人和外商。接待完后,对客人和外商提出的一些事情,他会把相关同志留下来,交代大家处理。每一次,只要是交代我处理和协调的事情,我都会召集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再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逐一向他汇报结果。每一次,他都会及时给予指导。这样,我们党政一把手,经常沟通交流,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第十件事。有一次群众向习近平同志反映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他让我来调查这件事,并且要尽快办好,让群众满意。我克服了一些困难,很快把事情办好了,向他作了汇报。他很满意,在一次五套班子领导会议上说:“能筹同志按照‘马上就办’的精神,不声不响地就把我交办的事情办好了。”我想,习近平同志是借此机会,向全市党政机关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第十一件事。1993年初,福州市煤气公司在生产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储气罐存在漏气漏压安全隐患,影响正常供气。因为煤气关系到千家万户生火做饭,是重要的民生工作。习近平同志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迅速作出批示,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按照他的要求,我跟有关部门反复协调。过了两天,正好是我当选市长那天,我连夜到煤气公司落实习近平同志批示,之后就回来向他报告:“事情全部解决了,煤气公司生产恢复正常。”他听后十分满意。我想,这算是“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一个具体实例。那一年,在他的关心指导下,福州市引进新加坡企业,在长乐合资建设生产供应液化石油8万吨设施基地,彻底解决了煤气公司的后顾之忧。      第十二件事。注意邻里关系。我与习近平同志住楼上楼下,他们夫妇二人与我和我家人都很熟悉。当时,他们的女儿刚出生不久,新生儿难免有些啼哭吵闹,他们生怕打扰到我和其他邻居。彭丽媛老师一见到我就很客气地说:“很不好意思,我们的孩子小,经常吵闹,影响你们休息了。”我说:“没有关系,不影响。那么小的孩子,哭一哭很正常。”这么小的事情,她讲了多次,每次都很客气地向我或我家人表达歉意。2010年,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到福州视察,她又提起当年孩子吵闹影响我的事。我就说:“彭老师,真的没有影响到我。”彭老师说:“怎么会没影响呢,肯定吵到你了。”其实,说实在话,他们的小孩哭闹,确实没有影响到我。我们大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碰了自己一下,或者吵到自己了,我们可能会很敏感,但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即使影响到了自己,也不会放在心上。我虽然有时听到他们的孩子吵闹,但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被打扰,更何况彭老师的态度一直这么客气。      第十三件事。1994年春节,我和习近平同志一起从宿舍出发去参加春节团拜会。下楼的时候,他问我:“福州有什么民俗?我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说:“有个民俗,就是出门碰到的第一个小孩要给压岁钱。”他问:“给多少?”我说:“这个不一定,给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刚从楼里出来,刚好见到了门卫叶世禹5岁的儿子叶福在门口玩,习近平同志马上把叶福叫过来,掏出100块钱给了他。1994年的100块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叶福一看有这么多钱,就高兴得跳了起来。另外,叶世禹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他和爱人、父母、小孩一家五口人住在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习近平同志知道后,帮他协调解决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现在,多少年过去了,叶世禹偶尔见到我,还念念不忘地提到习近平同志。他说:“那一年春节,习书记还给过我儿子100块压岁钱,后来还帮我解决了公租房,他真是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啊。” 采访组:       您刚才讲的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工作上的大事,却能够真切反映出习近平同志的作风和品德,我们听了也觉得心里很温暖。这样的故事,我们很爱听。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呢?金能筹:       好,我接着说。      第十四件事。习近平同志不仅要求干部廉洁,也严于律己,十分清廉。每次出访,或是有客人来访,外国官员或华侨出于尊重和礼节赠送礼物,习近平同志都全部退还或上交。澳门有一位很有名望的闽籍乡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回福州投资期间,曾经把一个小礼品送给彭丽媛老师,彭丽媛老师当场婉言谢绝,这种做法体现了良好的家风。      第十五件事。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机关里存在着炒股现象。当时,这是违反规定的。他很重视这个问题,并针对这种现象明确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炒股”。他不仅提要求,而且严格督促,在当时保护了一批干部。      第十六件事。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周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找干部谈心,有一般干部,也有县处级干部。干部想找他,如果时间安排不开,他就让秘书记下来,根据时间来进行安排,一周有时谈几个、十几个,有时谈二十几个。这种做法,对日常工作和干部成长都非常有好处,既能倾听他们的心声,也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谈心很有艺术,也很有耐心,他在给干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经常鼓励干部,谈话效果非常好。我就曾经见到,有的干部愁容满面地来找习近平同志,等谈完话出来的时候,变得神采飞扬了。      第十七件事。习近平同志十分尊重老同志,十分关心“五老”和“老少边贫”地区人民,真正做到尊老敬贤。他到任福州第三天,就登门看望20多位市一级离退休老领导和老红军。之后,他创立了市级老同志座谈会制度。除了逢年过节走访慰问、老同志生病住院亲临慰问外,每个季度还安排一次座谈会,邀请市级老同志座谈,向他们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听取他们对福州市工作的意见建议,老同志有什么问题,他都及时处理。有一次他在闽侯调研时,接到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邓协和同志去世的报告,他立即赶回福州,直奔医院病房,向邓老遗体致哀。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蔡良承同志去世时,习近平同志从北京出差回来,刚下飞机就直接赶到医院吊唁。对统一战线各界知名人士,他也是关爱有加,经常与他们谈心联络交朋友。平时哪位生病住院或遇到问题,习近平同志知道后就一定会去看望,有困难就想方设法帮助。逢年过节,更是一个不漏地登门慰问。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农工党主委、省立医院院长李温仁同志逝世当天,恰逢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赴深圳召开香港地区省政协委员、省海联会理事座谈会。出发前,他一大早先去吊唁李温仁同志,对家属提出的相关要求,当即指示组织部认真研究并报送研究结果,之后才赶往机场。对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老劳模,习近平同志也始终放在心上。他是1990年4月下旬到福州任职的,时间不长就带领市委市政府领导,专程前往池伯鼎、赖爱光、王大俊、郑依姆、马春英等老劳模家里或工作岗位看望慰问、嘘寒问暖,拉家常、谈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福州人民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同志始终把“五老”和老区人民放在心上,经常在逢年过节、下乡现场办公或调研时看望慰问他们,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199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同志来到闽东老区连江县透堡乡,与12位战争年代的老地下党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干部、老游击队员亲切座谈。他深情地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不能忘记他们为解放全中国所立下的功勋。”当他了解到当地群众吃水难、看病难、缺开发性生产资金时,当即表态由市、县给予倾斜支持。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各级领导下基层搞调研,不能为调研而调研,不能走马观花,要务实,要敏锐地发现问题,及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形成领导的决策。搞调研特别要到落后地区,到“老少边贫”地区去,了解那里群众的呼声和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他说,“只有真正‘沉’下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才能听真话、观实情、办实事。”199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永泰、闽清、罗源现场办公、接访、调研时,就专程前往这三个县十几个“老少边贫”乡村,到老游击队员、畲族同胞、贫困户家中做客,促膝谈心。在“革命基点村”闽清县金沙镇上演村,他看望78岁的老游击队员谢元平时,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征求老人的意见。1993年8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连江县一中接访时,长龙乡下洋坪自然村的几位畲族妇女反映,该村饮用水含有大量有害物质,一些村民患了肝病,要求帮助解决生活用水问题。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当即与有关负责人商议决定,由市水电局、县乡财政拨款并发动村民集资新建一座小型水厂,让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老区基点村的群众喝上无污染的水。他强调,各级各部门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帮助“老少边贫”地区发展;“老少边贫”地区要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立足自力更生,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第十八件事。关于宏观调控。上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习近平同志对经济工作十分熟悉,思路非常敏捷。他领导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管理和监督,严格调控金融信贷和各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金融机构经营机制转换工作,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调控和管理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多方招商引资;加快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持续抓农业升温,推进城镇建设;繁荣城乡市场,稳定物价水平等等。通过这些得力措施,保持了福州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那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排队挤提存款的现象,但福州没有,这真是非常不容易啊!       第十九件事。马来西亚诗巫事件。福州是著名的侨乡,根据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统计数据,当时福州有75万华侨华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谊乡亲、招商引资、促进两岸统一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工作。1992年9月4日,我率领福州市代表团赴马来西亚诗巫,参加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代表团近百人,福州各县、区都派人参加了。但是在那个处处乡音、充满乡情的场合却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当时,有些诗巫华侨华人跟台湾当局走得比较近,所以主办方就有意贬低福州市代表团,不仅体现在接待上比较冷淡,比如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接,也没有派专门的车来接;而且在接风宴会上竟然唱起了《中华民国颂》!这件事涉及到原则立场,我当场提出抗议,随即率领代表团退场,并对大会主办方歧视福州市代表团提出抗议。接着,我们连夜召开全体代表会议研究对策。会后,为防止电话被窃听,我马上派人赶到邻市“猫城”古晋,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汇报情况。他接到电话非常重视,连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这件事,会后马上发来电报指示,就四个字“据理力争”。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我第二天跟主办方交涉,再次提出抗议,重申立场,并在大会上态度强硬地发表讲话,重申此行目的就是联谊乡情、广交朋友、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并表示无法容忍他人将政治态度强加给参加会议的所有乡亲。经过交涉,主办方作了解释说明并承认错误。为顾全大局,我们表示理解,并要求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乡亲大会开成团结和谐的大会。之后,代表团按计划参加了大会后续活动。      第二十件事。在诗巫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下一次大会的举办地。当时,香港福州十邑同乡会想争取这个机会,但本身规模和实力有限,我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汇报了这件事,他了解情况后果断指示我“把大会接回来,就由香港主办,福州来承办,请大家到福州来”。有了这个指示,我信心大增。经过同乡会讨论,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以香港主办、福州承办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市里研究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通过这次大会宣传福州,扩大影响,争取更多海外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促进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他亲自担任大会顾问,主编了《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一书,并为该书作序。1994年10月29日,规模空前的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在福州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福州乡亲、各社团负责人、代表共3000多人参加大会。习近平同志为大会题词“十邑一家、情系福州”,并在大会上致辞。大会期间,习近平同志还会见了参会的各个代表团负责人,并到代表们下榻的宾馆、酒店看望乡亲。大会结束后,他还组织福州各县区各自把乡亲们接回祖籍地,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      第二十一件事。处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我记得1993年前后,为了减少出租车因故障引发的交通拥堵现象,提升福州城市形象,市里决定更新一批小型、破旧的运营出租车。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决定不满,在少数人煽动胁迫下,国庆期间发生了出租车罢运事件。习近平同志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连夜召集有关部门和城区领导开会研究处理,提出要组织力量深入了解情况,多方疏导,只要出租车没有恢复运营,我们就每天晚上开会,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他还要求市交通系统所属的“蓝顶车队”出租车带头上路,缓解交通压力,公安和运政部门要派出干部,上街保护恢复出车的出租车安全运营。习近平同志接连开了两三个晚上的会,听取动态汇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一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十二件事。习近平同志作风非常民主,任何提交常委会研究的事情,他每次都是广泛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最后才做决定。比如干部任免的事情,他会完全按照当时规定的程序办,按照当时干部管理权限办。习近平同志十分爱护和关心干部,即使有的干部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不轻易下结论,更不轻易换人,而是以批评教育为主,让干部认识到错误,并下决心改正,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党的干部政策。他还善于正确对待和处理班子内部出现的不团结现象,经常强调要多做化解矛盾的工作,既让干部意识到不足,也爱护和保护干部,维护了班子的团结,干部肯干敢干的积极性就这样被调动起来了。      第二十三件事。这件事发生在2006年3月,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我作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到浙江去考察学习,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开会,我怕打扰他,没给他打电话,但他后来还是知道了。他嘱咐浙江的同志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接待工作。我在福州市工作时,和金副主席搭班子,他有很多好经验。”后来,浙江的同志转述了这句话,我听了非常激动。在福州的时候,应该说一直是他对我帮助很大,是我学习的楷模,而我做得还很不够。如今,老书记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下属,对我们的关心不减当年。采访组:       您讲的这二十三件事,形象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当年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请您再讲讲他是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金能筹:       习近平同志始终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把解决群众困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福州市和省里工作这些年来,据我了解,他在民生方面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是公开接访制度化。为了改变机关对群众上访应接不暇、久拖不决、积压过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在1991年倡导开展了市、县、区联合接访活动。在他带领下,市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到基层“下访”,了解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前群众上访,干部很敏感,存在畏难情绪,许多问题能回避就回避,能拖延就拖延。而公开接访,就以主动姿态替群众解决了很多问题,从而也就从根本上维护了社会稳定。1992年4月12日,市区两级领导和相关部门300多人,分别在五区设点联合接访。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牵着两个先天性双目失明的儿子,到设在茶园山中心小学的郊区接访点上访。习近平同志亲切接待了他们,给他们让座上茶,倾听老太太诉说。她是鼓山乡远中村村民,一家三口全靠她耕作一亩多地维持生活。如今,老太太无力耕田,再也无法抚养两个盲儿。习近平同志和蔼地说,您的困难我们知道了,您放心回去,政府会替您分忧。送走老太太,他立即与民政局和区、乡负责人商讨解决办法,决定由市福利院接收两个盲儿,区、乡、村三级分别负担三分之一的生活费。1994年6月18日又一个市、区联合接访日,习近平同志在仓山第二中心小学接待仓山区群众。病退职工林孔香向习近平同志反映,他们一家四口三人残疾,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还要供养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家境困难。习近平同志当即与区领导商议,由区政府出面调剂一间店面,由林孔香承租经营,并由民政部门补助1000元救济款。他说:“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各级政府都要特别关心,多为他们‘雪中送炭’。”下渡街道下藤居委会群众反映,他们那里垃圾粪便没有倒放点,影响环境卫生。习近平同志当场责成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他说:“衣食住行是群众生活的头等大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各级领导都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坎上,发扬‘马上就办’的作风,扎扎实实为民办实事。”       二是重视“菜篮子”工程。福州人有一个特点,“三天不见绿,两眼冒金星”。就是可以几天不吃肉,但不能一天不吃绿叶菜。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习近平同志刚来福州的时候,这里的蔬菜生产集约化、规模化程度都比较低,技术水平不高,产量一般,保障能力脆弱,供应水平始终在低位徘徊,大量蔬菜依靠外地运输进来,老百姓的“菜篮子”就成了当时的难点热点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每一年度的工作部署中,都把“菜篮子”工程放在首位。第一年,他就提出“菜篮子”工程要“保面积、扩基地、重投入、多产出、拓流通”的工作思路,还组织多渠道搞好商品流通,做到各类商品的花色品种丰富多样。他主导建立了郊区泉头农场、鼓山和琅岐等一批稳固的副食品综合基地,新建改建了双坂副食品批发市场、象园副食品综合商场以及当时全省最大的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形成了国有商业企业为主导的批发市场体系。他还多次前往视察指导,仅泉头农场就先后视察了3次。他要求加强生产基地管理,严控征用菜地,并调整蔬菜生产布局,新开发菜地和改造老菜地1000公顷,在闽侯大湖乡等地种植高山反季节蔬菜,确保了市场繁荣。在他扎实的工作思路指导下,经过一两年努力,福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效果,市场供应充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全市除生猪自给率70%外,其他实现自给或自给有余,农副市场兴旺发达,市民们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各种各样物美价廉的放心菜。      三是重视群众的住房改善工作。过去,福州被称为“纸糊的福州城”,市中心很多老百姓住在简陋的木头房子里,墙壁用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居所面积之狭窄、质量之低下、卫生环境之恶劣、防火防盗条件之差,都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为了改善群众居住条件,1994年,习近平同志组织实施了两个工程:一个是“广厦工程”,主要改善行政单位职工和干部的住房条件;另一个是“安居工程”,主要改善城市户口人均4平方米以下人群的居住条件。习近平同志大力扶持住宅开发公司,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推动这两个工程,发挥了住房解困的最佳效应。短短一年多时间,新建解困住宅49万平方米,为1.4万多住房特困户解决了住房困难,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从“七五”期末的7.53平方米提高到9.3平方米,住宅成套率由40.58%上升到63.9%。与此同时,农村山区的“造福工程”也开展起来,并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贫困山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造福工程”,通过各方协调,帮助他们迁到山外交通发达的城镇周边,使他们有更好的居住条件,同时也能解决就业问题。      四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前,福州市因为地处对台工作前沿,国家投入相对比较少,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欠账很多。过去的福州几乎没有高层建筑,道路坑洼不平,水电供应落后,棚户区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影响了投资环境,进而影响了经济建设。习近平同志到任后,狠抓市政建设,使福州进入一个大规模城市建设改造阶段。他在旧城改造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一片片棚户区拆迁,一栋栋大厦建设起来,由此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在他领导下,福州在农村能源、交通、通信、码头港口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要成就。他主政福州期间,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改善,城市的绿化、灯光建设也加快了。福州市变大了、变宽了、变畅通了。      这里我要特别讲到,在旧城改造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项工作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利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依靠群众搞好城市建设,要以“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1993年8月5日,他在市和五区领导联合接访中接待了台江区延平村居民代表。他们反映,这个新村的居民回迁半年了,各种配套费也都缴纳了,但民用水电迟迟未能到位。习近平同志随即作了调查了解,要求台江区委区政府尽早解决问题,并要求全市五区都要举一反三,看看还有哪些地方存在这种“半拉子”工程,迅速统筹解决。      五是重视抗灾救灾工作。原先福州基础设施落后,加上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屡屡给福州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严重损失。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当年就有9号、12号、18号等几个强台风接连正面袭击或影响福州,各县区普遍受灾,损失严重。8月20日,12号强台风正面袭击福州;时隔18天,9月8日,来势汹汹的18号强台风,裹挟着暴雨又正面扑向福州。当时一半城区停电停水,部分市区交通瘫痪,粮库倒塌;沿海地区大量稻田和水产养殖场被淹,部分海堤出现险情甚至决口。习近平同志带领市五套班子,组织全市干部群众奋起抗灾。台风过后,他迅即对恢复灾后生产、重建家园作了全面部署,带领我们深入救灾第一线指导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当时习近平同志不顾自己感冒发烧,亲自深入重灾区连江县,到鳌江南堤决口地段看望慰问正在联手抢修海堤的当地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深入灾区学校、田头、群众家中,关切地询问是否有粮吃、有衣穿、有煤烧、有学上,勉励大家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第二天,他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偏僻山区罗源县白塔乡旺岩村笕下自然村。台风暴雨在当地造成大面积滑坡,并致发生人员伤亡事件。习近平同志在灾害现场详细了解遇难者善后处理和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到临时安置点看望灾民,嘱咐村支书发动群众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他还要求县乡领导把有限的救灾资金、物资集中用于重灾区、重灾户。当天下午,习近平同志又驱车百里,来到闽侯县甘蔗镇青岐村叶洋自然村了解灾情,看望灾民。隔天,又深入到福清县三山乡泽朗海堤毁损地段察看灾情,指导救灾。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志绕福州城跑了一圈。每到一处,他都叮嘱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同志把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深入第一线为群众送温暖、解忧难。      1992年7月上旬,受闽江流域大量降雨影响,福州各大江河水位急剧上涨,发生50年一遇的洪灾。当时正在福州视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亲临指导。洪水来临前,习近平同志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洪救灾,要求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干部,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6日晚再次召开电话会议后就带领我们赶赴汛情严重的闽侯荆溪、竹岐堤段,检查督促落实抗洪措施。他站在小腿深的洪水中听取乡村干部灾情汇报,实地察看河堤漏水险情,指导工作。当天深夜,高出解放大桥桥面一米的洪峰冲向仓山区中洲岛,岛上800多户2200多名居民危在旦夕。习近平同志闻讯亲临中洲岛,组织调动船只车辆和军地救援队伍、救援物资,转移群众。随后又到仓山区其他受灾地段及郊区了解灾情,现场指导。7日凌晨他回到中洲岛检查抢险措施落实情况。7日,习近平同志先后深入到江滨路和一些企业、水厂,并第三次来到中洲岛。他了解到因水流湍急,救援船只无法靠近,还有100多人尚未转移,立即协调请来舟桥部队。8日下午,习近平同志第四次来到中洲岛慰问灾民。在这场抗洪斗争中,他亲临第一线,不分昼夜、四处奔波、率先垂范,极大鼓舞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斗志,取得了抗洪救灾的胜利。      六是重视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不久就郑重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充分认识脱贫致富的极端重要性,把它作为利国利民的“德政”、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性措施来抓。脱贫致富工作要做到“决心不动摇,工作不放松,政策不改变,资金不减少”。要花更大精力,组织更多力量,实行政策、科技、投入、服务并举的方针,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立足开发开放,突出科教扶贫,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优势,发展商品经济,培植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综合开发步伐,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使脱贫工作达到更高层次,从大范围、深层次上解决贫困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始终把扶贫工作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狠抓不放松,采取了领导干部挂钩扶贫点,有关部门、单位、发达地区与贫困县、乡、村结对子帮扶等一系列措施,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精心分类指导脱贫致富工作。罗源是个沿海山区县,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村级财力空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民间“标会”与滩涂纠纷多,是省定贫困县。他要求罗源县扶贫工作做到五个结合,就是:资源开发与科技开发相结合,增强农业综合开发后劲;改革与开放相结合,促进经济朝外向型方向转化;民富与村富、乡富相结合,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解决贫困户温饱与区域开发和增强“造血”功能相结合;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平潭是福州市和福建省一个十分特殊的县,四面环海,靠近台湾。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自身的特殊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甚至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经济落后,社情复杂,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是“天时未能适其时,地利未能尽其利”。1991年10月,他组织开展平潭县工作调研,抽调20多位市直部门负责人和20多位市直与平潭县机关的同志,组成福州市平潭县联合调研组,并亲自担任组长,4位市级领导和平潭县委书记为副组长。调研组深入到13个乡镇67个村、36个县直部门和渔区,召开56场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分析现状,共商发展大计。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平潭的发展要放在全省和全市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统筹考虑,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把扶贫解困同发展基础建设结合起来,把省市支持与发挥自我优势潜力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走开放、繁荣、富裕之路。他还领导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平潭发展,不仅给政策、给资金,也“给人”,就是加强平潭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到平潭工作,鼓励各类人才流向平潭,大力培养当地干部,提高素质。      永泰、闽清两个县地处山区,受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开放条件等诸多因素制约,经济水平落后。习近平同志组织对两个县进行调研之后,对两县扶贫工作进行指导。他指出,永泰、闽清在福州市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构想中,处于“后卫”位置。但“后卫”不能甘于后进,应当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自我发展步伐。要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尽快树立敢冒风险、欲取先予、借助外力、持久作战、自力更生等各种观念,开拓思路,从实际出发,选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路子。永泰要抓好“山水田”开发,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乡镇企业突出做好本地资源的深度加工,大力引进和培育人才,大力培育市场,增强干群商品经济意识。闽清要充分发挥侨台、库区、资源、交通等方面优势,做好24字文章,即“建库区,办旅游;抓基础,促开发;靠科技,兴五业;开山门,引外资”,加快发展步伐。      在习近平同志主政那几年里,福州的工作为什么能够取得那么大成绩?很重要的,就是他提出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要求,工作上有要求、有部署、有抓手、有落实,当然也就能够抓出成效。他刚来时,感到福州的工作节奏比不上其他沿海开放城市,机关单位体制僵化,干部中存在慵懒散漫、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的现象。从老百姓到投资者,办事情的手续非常繁琐。比如,一个地方从拆迁到建房,要盖近200个公章才能办完手续。鉴于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大力整顿机关作风。从此以后,福州市的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起来,为群众服务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全市工作在那几年上了一个大台阶。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6日第3版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处理
  • 习近平在福建(九):“习近平同志有思想、有胸怀、有魄力”
    采访对象:贾锡太,1943年10月生,河南镇平人。1990年8月任青海西宁钢厂厂长,1993年2月任青海省省长助理兼省财经委主任,1995年7月任青海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3年1月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采访日期:2019年9月1日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采访组:贾锡太同志,您好!您2000年调任福建省副省长,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请您谈谈初到福建时的情况。贾锡太:我2000年2月12日来到福州,暂住西湖宾馆。我刚在宾馆住下,习近平同志就和几位同志一起来看我。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习近平同志很热情,他刚一见面就和我亲切握手,说:“贾锡太同志,欢迎你来福建工作,你这一路辛苦了!”我说:“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信任,我能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感到很高兴。”我们一边寒暄一边走到小会议室坐下,随同而来的几位同志也都落座了。我一看,这是要开会啊。不过,习近平同志的话题却很轻松。他说:“锡太同志,你长期在青海工作,对那个地方的气候适应吗?你的生活、工作、身体怎么样?简单跟我们聊一聊吧。”本来我初到福建,刚和大家见面,感觉还有点拘束,但习近平同志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放开了,就跟大家介绍说:“我是1967年大学毕业,当时中央搞三线建设,我就主动报了名,到青海西宁钢厂(原56厂)工作。从普通工人,到厂领导,到政府工作人员,再到副省长,这一下就在青海工作了32年。”习近平同志问:“现在青海发展得怎么样?”我说:“青海省的生态比较脆弱,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改革开放之后有一定好转。青海的资源很丰富,但开发力度还不够。我当副省长的时候,全省财政收入才二三十个亿。”习近平同志说:“青海是高寒地区,你适应吗?”我说:“我去的时候才23岁,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环境,现在身体也还挺好。”习近平同志说:“我对青海了解得不多,只是在资料上、书本上有一点了解。青海是很好的地方,虽然现在发展比较滞后,但国家在发展,发展总是有层次的,青海会发展起来的。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青海去看一看。”我说:“你啥时候去,就告诉我,我陪你去!”接下来,习近平同志就向我介绍福建的情况。他说:“福建的生态环境很好,八山一水一分田,但是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比较困难的,福建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之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6项重点工程,一项都没有落到福建,因为那时福建是前线嘛。改革开放以后,福建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我是1985年到福建工作的,那时候的交通还很落后,从福州到厦门差不多走了一天,早上出发,傍晚才到厦门,但那时整个福建已经开始蓬勃向上地发展了,发展到今天,福建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认真听着,习近平同志接下来开始谈福建工业的情况。因为我之前在青海就是管工业的,虽然到福建还没宣布具体分工,但我估计还是分管工业。习近平同志大体向我介绍了福建省的工业情况:“福建省的工业体系比较完整,门类也比较齐全,但基础工业比较薄弱。能源缺乏,没有石油,煤炭探明储量仅10亿吨,年产量仅300多万吨,不能满足本省需求。福建省的工业这些年虽然有所增长,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在还处在上升爬坡阶段。”介绍完基本情况后,习近平同志又说:“青海、福建两地的差距这么大,希望尽快适应啊!”我说:“近平同志,我尽我的全力吧,相信很快就能适应的!”最后,我表示要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努力工作,向他学习,向老同志们学习,尽快适应福建的情况。习近平同志也很高兴,他说:“这样吧,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多到各地走一走。你是从外地来的,跨度大,青海很冷、很干燥,福建很热、很潮湿,你还需要适应一下环境。如果有什么不舒服,你随时提出来,我们随时做一些安排,你一定不要客气,福建的同志们都很热情,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暖暖的。初次和习近平同志见面,他给我的感觉非常好。来之前,我还是有点儿忐忑的,但在这次见面之后,我感到他确实非常亲切。虽然这是初次见面,但是习近平同志待我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没有什么隔阂,一点儿也没有架子,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言谈举止那么朴实、亲切、稳重、诚恳,给我印象特别深。很快,省政府分工就安排下来了,我分管工业、能源、交通、安全等工作。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你刚来,大家都会给你介绍情况的,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到第一线去了解第一手材料。因为时间有限,你最初的调研可能只是对情况建立一个感性认识,然后逐步深入调研,才能了解得更透彻,继而提出你的建议,我们大家再一起共同研究决定。我到福建的第一个月,基本上都是在做调研。听了习近平同志的谈话,我很受启发,对接下来的工作也更有信心了。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贾锡太:习近平同志考虑问题思路很宽,站位也很高。他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从来不是想当然,更不会拍拍脑袋就作决定,因为一个方面的举措往往会牵扯到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事情解决了,有可能会对另外一件事情形成冲击。所以,习近平同志制定战略和作出决定,都会充分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影响,未雨绸缪,做好善后,把可能的冲击化解到最小。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建省政府工作期间,把各项改革都抓得很紧,的确很有战略眼光,很有思想,很有谋略,考虑事情很周到。今天我们总在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期,习近平同志就对我们工业战线的同志们强调,要注意调整思路,帮助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今天民营企业的地位空前提高了,但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时候就已经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一定要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福建民营企业的起步虽然很好,但当时遇到一些瓶颈,跟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相比民营经济显得滞后了。习近平同志就亲自带着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去考察,针对当时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总结各地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习近平同志之所以一直很有想法,很有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始终注重深入实际,贴近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熟悉情况。他懂老百姓的心,喜欢和老百姓聊天,老百姓在他跟前有啥说啥,可以随便聊天,这个很不简单。其实,老百姓的话很直率,往往一语中的,对我们工作是很有启发的。在我们研究工作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总是强调“问题导向”。解决问题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既要及时审视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又要注意了解存在哪些短板、未来还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比如,晋江过去是个“地瓜县”,出产地瓜、萝卜、花生等农作物,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很多人就去东南亚谋生。改革开放以后,晋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的支持是很大的,结果民营企业百花齐放,各种形态的民营经济就像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往外冒。而且晋江的发展赶上了当时经济短缺的节点,产品生产出来很快就卖光了。到2000年,也就是我来福建的那年,晋江已进入全国百强县了。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晋江就遇到了瓶颈,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市场已经有了明显压力。企业原有的生产经营模式、管理水平、技术档次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主要表现在:同质同类的普通型加工企业多,高精尖领军企业少;家族型企业多,现代管理人才缺乏;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习近平同志针对这些问题,多次深入企业、基层、农村调研,从实践中寻求对策,帮助企业找方向、定航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他多次强调,晋江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港澳台侨的优势和敢拼会赢的精神,引导企业开阔视野,转变经营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他的引领和推动下,晋江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并不断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到2016年,晋江连续23年位居福建省县域经济第一位,连续16年跻身中国百强县前十位。习近平同志密切关注晋江的改革发展,从坚持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深邃视角进行战略思考,系统总结和阐述了“晋江经验”的内涵和意义,形成了关于“晋江经验”的重要理论成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全国关注,这也成为晋江多年来创新发展、全面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制胜法宝。现在来看,习近平同志总结的“晋江经验”,不是对过去工作的简单总结,而是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晋江经验”的总结,推动了晋江实现跨越发展,同时对全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个时候,福建经济面临着转型和升级问题,习近平同志采取很多举措来加以推动,引进外资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他很早就注意到福建经济发展要跟国际接轨,通过引进外资能把很多资金强、技术强、管理强、影响力强的国外优秀企业引进来。习近平同志讲,要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他当省长的时候,就抓住了机遇,放手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他要求一定要努力引进世界500强,这些公司有先进的技术,有先进的管理经验,能带动福建的整体水平。但世界500强企业眼光也很高,他们会先看北京、上海、广东,把他们引进到福建来有一定难度,但习近平同志仍锲而不舍地做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采访组:我们了解到,奔驰公司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时引进来的。请您讲一讲当时的过程。贾锡太:汽车工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对相关上下游产业有大规模的带动效应。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福建汽车工业的发展。在当时,福建的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2000年,闽台合作东南汽车一路快速发展,凭借得利卡、富利卡两款车型,迅速跻身全国轻客行业第二位,不仅引起技术来源方日本三菱的关注,也激发了全球第二大汽车巨头——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对落户福建的浓厚兴趣。当时,中国即将加入WTO,全世界的汽车巨头争相提前挤入中国市场。戴-克集团(2007年10月戴-克完成分拆后,才改称戴姆勒集团)对中国市场非常重视,集团高层走遍了在中国的所有直接、间接合资企业。考察商机之后,2000年12月来到东南汽车参观,一下子就被东南汽车所吸引,决定与东南汽车开展合作。于是,双方展开了频繁的接触和商谈。2001年2月,双方又作了一次高层接触,达成初步合作意向。3月30日,戴-克商用车部副总裁斯加诺特(Scharnhlrst)先生来闽洽谈,闽台德三方合作进入预可行性研究阶段。5月30日,戴-克集团派出该合作案最高负责人、商用车部总裁卢贝克(Rolf Barke)博士来到福建,就未来各方合作股比、派驻合资公司职位等两大关键问题进行最后商谈。2001年5月31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和我一起会见了戴-克集团商用车部总裁卢贝克博士一行,热诚欢迎戴-克嘉宾到访,同时欢迎他们到福建投资合作,有力推动戴-克集团与福汽集团东南汽车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谈成合作并不容易。戴-克集团想控股至少50%,而中国汽车产业政策规定整车企业的中方股比必须不低于50%,台湾中华汽车又不想缺席。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三方商定最终合作方案为:戴-克与台湾中华汽车在香港合资成立一家名为“戴姆勒轻型车香港有限公司”的企业,而后以此为主体,与福汽集团合资成立新的中外合资整车企业。戴-克集团来闽投资,为福建汽车工业发展和提升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习近平同志对福汽集团给予极大支持。2002年6月13日,他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东南汽车加快发展的关键问题,还重点研究与戴-克合作生产商用车等福建汽车“十五”期间重点发展项目,对下一步推进项目报批工作进行了部署。习近平同志要求,福汽集团抓紧编制与戴-克合作的商用车项目建议书,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和论证工作,条件成熟时上报国家计委审批。2010年9月4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回福建视察,专门抽出时间到福建奔驰视察。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福建奔驰展示厅、总装车间,详细了解了企业股东方构成、年产销量、产品研发等情况,充分肯定了奔驰的产品质量,对福建奔驰项目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加强自主研发的力量投入,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他还与车间一线青年工人亲切握手,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希望他们学好技术,好好工作。习近平同志深情回忆道,当年选择在青口建设汽车城,他亲自参与了,很高兴看到青口汽车城发展起来了。他还向福建奔驰来自戴姆勒集团的副总介绍说,福建奔驰这个项目就是他任省长时确定下来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充分体现了他对福建奔驰项目和福建汽车产业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福建石油化工发展的情况。贾锡太:当时福建的炼油工业水平比较低。福建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炼油技术也不行,和中石化合资建设的年产250万吨炼油厂,根本满足不了全省每年1000多万吨的油耗,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板。习近平同志说,一定要关注能源建设,因为能源是工业的基础,是工业的“粮食”。他深入到福建炼油厂考察,看看产能瓶颈、技术瓶颈到底在哪里。他还带队到北京去找有关部委和中国石化总公司,请他们给福建的石化工业一些帮助和支持,帮助福建炼油厂提升档次。当时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和沙特的阿美公司也在习近平同志的视野之内,他就派我到美国去考察。我看了他们的炼油厂,非常先进,全部自动化,厂区之内几乎看不到工人,这和我们的小炼油厂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小厂里面好几千名工人,光工资就把利润全部吃掉了,所以炼油成本很高。回国以后,习近平同志和我们进行研究,除了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因素外,我们分析埃克森美孚是美国举足轻重的企业,如果能引入福建,对台海形势也会有正面影响。沙特是产油大国,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作潜力也十分巨大。因此我们决定开始运作合资企业项目。但我们把方案报给中央有关部门之后,迟迟没批下来。习近平同志坚持不懈到北京去找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这个事情,反复强调现在是既有市场需要,又具备条件,希望能把埃克森美孚和沙特阿美引进来。当时批项目确实很不容易。在习近平同志锲而不舍努力下,有关部门研究了这个方案,终于在2002年9月把这个项目批了下来。企业投产后,成了福建省的骨干企业,多年以来都经营得非常好,2016年实现利税163亿元。习近平同志为这家合资企业的成立付出了大量心血,给福建人民做成了这么大的一件好事。采访组:“数字福建”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请您谈谈有关情况。贾锡太:上世纪80年代的福建,同全国情况一样,计算机、网络尚未广泛普及。1989年,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凭着对信息化的敏锐和前瞻性认识,提出用通信改善弥补闽东老区交通不足。1998年初,国际上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数字地球”以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形式构建地球信息模型,通过网络相互查询协作、共建共享。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关注。2000年10月12日,他在时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兼信息学院院长王钦敏同志《“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上作出长篇批示,指出:建设“数字福建”意义重大,省政府应全力支持。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必须抢占科技制高点。2000年10月27日,省委全会通过“十五”计划建议,提出要建设“数字福建”。2001年2月7日,习近平同志作省政府工作报告,对建设“数字福建”提出明确要求。从此,福建拉开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大幕。在“数字福建”建设初期,习近平同志就明确了“数字福建”的发展内涵、建设模式和目标任务,为“数字福建”建设开好了头、定好了调、布好了局。2000年底,习近平同志组织相关人员到企业去考察,他考察得很详细,各方面细致入微,为后面的战略部署作了充分准备。2001年初,福建省政府成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亲任组长,潘心城、黄小晶和我三位副省长任副组长,18个省直部门的主要领导作为小组成员,各设区市建立信息化主管部门,形成上下职能一致、业务衔接、分工负责的信息化管理体系。“数字福建”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备受各界关注。这些年来,“数字福建”系统工程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比如,第一个建成统一的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信息网络体系;第一个建成省市县三级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第一个实现省级医疗保险联网和医院联网;第一个建成生态环境领域大数据运用的福建生态云平台;率先推行文件证照电子化应用,基本实现群众凭身份证号码、企业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就可以办理个人和涉企服务事项;率先建成全省一体化“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闽政通APP”功能不断完善,基本实现高频便民事项“马上办、掌上办”。在智慧社会建设方面,教育“班班通”工程全面覆盖福建全省中小学,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社保卡覆盖全省城乡居民,做到一卡就诊、一卡结算,建立全省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推进数字化医院建设,有效缓解居民“看病难”问题;积极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港航”、“智慧运管”建设,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移动支付等新技术在交通领域推广应用;食品安全“一品一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18年,福建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超1.42万亿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叠加、放大和倍增作用日益显现。“数字福建”今天取得的这些成绩,与习近平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他有思想、有胸怀、有魄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采访组: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3年时间里,您有哪些体会?贾锡太:习近平同志抓工作是非常全面的,他在工作指导上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在具体实施中有韧劲、敢担当,为福建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在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福建省“爬坡上山”的目标基本实现,而且为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过去越久,越能够看清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所做工作的深远意义。从中我也感悟到,作为一名领导同志,要带领很多人一起往前走,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远见,对社会未来发展有一个清晰规划,起到引领作用,发挥“领”和“导”的作用,这才是优秀的领导,才会给国家和人民作出历史性贡献。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时候,是福建人民的好领导,引领了福建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核心,引领全国人民向前走,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使全国人民有盼头、有奔头,是全国人民的好领袖。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7月3日第3版